“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
这句令人瞠目的话，竟出自一名中管干部——贵州省委原常委、毕节市委原书记吴胜华。9月11日，中央纪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公开通报六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这句话被白纸黑字写进了通报。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相关案例多由财政部通报，此次中央纪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通报，信号很明确：违规举债、化债不实，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纪律问题。
六起案例涉及贵州、陕西、江西、四川、安徽、宁夏等省份(自治区)，多名地市党政领导及政府部门、开发区和平台公司负责人被追责。
通报内容很专业，要看懂其中的要害，得弄明白两件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为何不能再新增？这债，又为什么非化不可？
(一)碰不得的“红线”
地方政府借钱，摆在明面上的叫法定债务，即经批准的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发多少、利率几何、什么时候还，都清楚列在账面上，纳入预算管理。
隐性债务则是另一回事，指的是地方政府在法定债务限额外，直接或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
通俗地讲，就是明账之外、悄悄欠下的债。
这债是怎么来的？
其中有历史原因。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地为了拓宽融资渠道，纷纷成立融资平台公司，比如常见的城投公司，以企业的名义向银行贷款、发债，去修路、架桥、搞开发等。
这个模式，曾在地方建设和发展中作出了贡献，但也留下不少隐患：债务不进预算、不公开透明，底数不清、规模失控；融资成本远高于政府债券；一旦土地卖不动了，财政吃紧，风险就会沿着金融机构传导放大。
所以，2015年施行的新预算法给地方举债立了规矩：要借债，必须走正规渠道发债券，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必须剥离。
此后，中央三令五申，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上个月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特别提到，要把不违规新增地方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
再来看此次通报的两个案例，恰恰是往“铁的纪律”上撞。
四川宜宾原副市长兰宏彬，在2020年6月至2021年7月，时任宜宾临港经开区相关负责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违规决策或参与决策对相关企业进行补贴，并审批同意区属融资平台公司，代替相关部门预付企业扶持资金，涉及新增隐性债务37.7亿余元。
先不论补贴的合法性，本应由政府承担的支出，让融资平台公司先垫付，绕开预算约束，就是违规。这笔债的风险，最终仍由政府兜底。这正是隐性举债的典型手法。
陕西渭南临渭区的操作更隐蔽。区政府要求区内2家公立医院（884301），于2023年12月至2024年1月，向金融机构借款1亿元，再拆借给城投公司的子公司，用于实施公益性项目。借钱的是医院（884301），还款任务仍然落在财政上，等于政府又欠下一笔隐性债务。相关负责人也因此受到处分。
财政再紧、发展的愿望再迫切，也不能靠账外的债来圆。这正是两起案例的警示。
(二)数字“化债”的风险
此次通报中，安徽阜阳、江西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宁夏银川的典型案例，触及的则是隐性债务化解不实问题。这事，还得放到化债的大背景中理解。
公开资料显示，2023年底，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14.3万亿元。地方如果长期还不上钱，区域金融生态和政府公信力就会受到冲击。
因此，2024年11月，我国推出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揽子化债方案，即“6+4+2”组合拳，总规模达到12万亿元：
增加6万亿元债务限额分三年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连续五年每年安排8000亿元新增专项债专门用于化债；2万亿元棚改隐性债务则按原合同偿还。并且定下2028年底前全部化解完毕的目标。
一句话总结：中央真刀真枪帮地方减压，地方也得真抓实干把债化掉。
上述三起案例所涉及的地方，却“阳奉阴违”，只将债化在了数字上。
安徽界首的城投公司，收到财政拨付的1.82亿元化债资金后，只偿还了隐性债务本金0.42亿元，却在统计监测系统里上报化解1.82亿元，造成化债不实1.4亿元。
江西九江经开区，把城投公司发行企业债券募来的钱和公司间往来款共10亿元，用于归还监测系统中的存量隐性债务，并作化债处理，实为借新还旧的腾挪。
宁夏银川的案例，更为离谱。29.58亿元化债资金拨付下去，真正用于化解存量隐性债务的只有11.58亿元，其余18亿元被相关公司挪用于日常经营等。
一边领着中央化债政策的红利，一边却把风险原封不动地盖在账本底下。腾挪拆借、虚报进度造成的数字化债，实则更加危险：底数失真，决策容易失准，风险会越埋越深。
(三)“下半场”，拼的是担当
公开数据显示，通过多措并举，当前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余额已经压降至2025年末的6.5万亿元。
化债，进入“下半场”。
一方面，剩下的多是难啃的“硬骨头”；另一方面，地方债务管理的整体思路，必须从“短期攻坚化风险”向“长效治理防风险”转变。
越到这个时候，越考验干部的担当。
吴胜华的“雷语”被写进通报中，别有深意。
2022年至2025年，吴胜华担任毕节市委书记期间，对化债工作不抓不管，放纵违规化债等乱象滋生，屡屡发表“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等错误言论，坐视债务风险不断蔓延。
而在这样的态度影响下，吴胜华任期内，毕节市债务余额不降反增，2024年全市隐性债务化债任务完成率仅为20%，排名贵州省倒数第一。
有媒体报道，吴胜华是首个被通报“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的中管干部。吴胜华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这起案例的分量，正在于将“新官不理旧账”的不作为纳入隐性债务追责范畴。对纠正干部政绩观错位，有深远意义。
无论债务形成于何时、源自哪一任，现任领导干部消极履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搞变通，就是对中央化债决策部署的落实不力，都将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化债“下半场”拼什么？既拼“铁的纪律”，也拼担当和作为。
